虽然也能猜到大概，但于其中具体数目也是不详。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也就明白了前任杭州知府吴文龙为何竭尽全力也才实收到盐税五万两，就连这五万两白银，也是那杭州分水堂为了装装样子才交给了杭州府衙。可以想象，如若康铭博不肯，吴文龙可能连一两银子都收不上来。

讲清楚了这一层利害关系之后，徐恪也就更明白昔日知府吴文龙的难处了。明明决定盐牒与盐引签发之权的是江南道衙门，盐税却硬要杭州府衙来征缴；明明那分水堂的总堂主与江南道的经略使之间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却硬要让杭州知府来“公事公办”？想那吴文龙不过一介书生，之前只是在京城里做一名言官，他既不会拍上司的马匹，又不会跟下属打成一片，到了杭州之后，上不能与汤山劭逆着来，下又不能与分水堂硬着干，你要他如何“公事公办”？

换个角度讲，只要是汤山劭做着江南道经略使一天，只要是杭州分水堂一直垄断着江南盐场的生意，就算朝廷换走了吴文龙，委派下来一个“张文龙”“李文龙”“王文龙”……也都无济于事。

之前的洪文堂之所以每年都能向长安送上四十到六十五万两不等的盐税，全因洪文堂也处在分水堂与汤山劭之间的利益一环中罢了。那时候，杭州府每年所征缴的盐税，与其说是洪文堂所收，倒不如说是汤山劭点头默许之后，由分水堂所交。

自然，所谓的四十万两抑或是六十万两，无非就是汤山劭与分水堂总堂主商议好后的一个数字而已，至于真正的盐税数目应该是多少，也只有他们两个心中清楚。

依照往年，杭州府衙所征缴来的盐税至少也有四十万两白银，为何今年汤山劭只给了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