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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职的获得，变得越来越与个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脱颖而出息息相关。

同时也与那种由科举考试所营造的“精英士人文化”密不可分。

官吏之间的裂痕就越发的明显。

按照理学的观点，政治权力乃是“君子”方可拥有的特权。

而这些人担任官职所需的个人素养与道德品质，则是由朝廷以向其授予某个职官品级的形式予以承认。

书吏和差役只是有一技之长的行家里手而已。

像他们这样的具体行政事务承办者，其价值仅在于其所掌握的那些狭义上的“技艺”。

实际上，正是吏役们的这种实用性功能及其所掌握的那些狭隘的技能，使得他们没有资格担任高阶的官职。

技术型官僚在封建王朝并不吃香。

因为他们缺乏从儒家经典当中广泛获得文字素养方面的训练。

以致未能为其中所蕴含的那些正统的社会价值观与政治伦理所熏陶。

衙门吏役被认为显然不适合行使官员所拥有的那些权力。

衙门吏役与有品秩的官员们之间的那些分界线都已被牢牢地建立起来，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维持对这些“衙蠹”的控制。

结果这些官员反倒被控制，就让朱元璋觉得丢脸。

朱元璋也知道王布犁的理念当中是有一丝法家的意思。

法家大致可以归纳出两個突出点。

第一就是不相信语言教化的力量，尤其是韩非子极其不信任热衷传道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