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参与盐业专营的大小官吏却获取了巨额财富，而国家获利其实并不多。

在南北朝直至隋唐初期，国家长时间实行食盐的民间经营，不对其征税或者征税不多。

在安史之乱后，财政极度紧张，有时甚至连皇室都吃不上饭。

于是大臣第五琦在唐至德三年恢复了桑弘羊实行的盐业专营制度，只不过将生产的环节从桑弘羊的官制改为民制。

第五琦的盐法，存在着与桑弘羊时期同样的缺陷。

于是刘晏在唐代宗宝应元年整顿盐法，将国家专营制改为许可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取消了官运和官销两个环节。

盐业的生产环节由有灶籍的盐户私人完成，但在运输和零售方面引进私商的力量，政府只垄断收购和批发两個环节。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明的土地出租，官府垄断土地的收储(官收)和拍卖(批发)环节，而将食盐交由商人进行。

刘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食盐供应改善，国家盐利骤增，从年收入40万贯增加到600万贯。

在两税法改革之前，唐代财政收入盐利占了一半，宫廷耗费、军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禄都严重依赖盐利收入。”

王布犁说这么多，胡惟庸倒是明白过来了。

其实大明的盐利根本就没有获得什么暴利收入。

以至于目前大明税收大头已经是田税。

同样他也在暗示，盐官是非常容易搞钱的。

没有把钱放到国家的国库里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