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以掠夺为根本。

成吉思汗的名言是：“天下土地宽广，全靠自己去占，掠夺别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

即使到了政权相对稳定的窝阔台时期，他也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汉人得来无用，考虑杀光，以便让草木生长，把地用来放牧。

不过大臣耶律楚材劝他保留汉人从事生产，然后向他们征税，这样一年至少可以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远远胜过掠夺或者放牧。

于是，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始建立征税制度。

一年之后，窝阔台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要不是你的建议，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钱?

所欲大元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

大元开国初的数个财政大臣，几乎都是来自中亚的商人，并无治国经验，各行省财政官员，常常任用那些号称能带来更多收入的人。

忽必烈时期，姚文龙声称可以从江南地区获得2500万两银子的财赋，于是被任命为江西宣慰使。

总之，就是谁能给朕搞来更多的钱。

朕就用谁当官。

大元对于治国的制度也就那样，很是粗糙，反正自古以来放牧那就是粗犷管理。

蒙古的皇帝很是不懂“坐寇—流寇”的区别。

靠征税的“坐寇”比靠劫掠的“流寇”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瞧着王布犁道：

“朕就是鉴于宋元的教训，知道国家的收入建立在收商税上会过分压榨百姓，所以朕才排斥商税，重点收取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