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当地百姓。

若是官府发现赋税没有征足、劳役数量不够，也会将惩罚施加在粮长与里长身上，而非直接去压迫百姓。

如此，百姓有怨便会聚焦于同属乡民的粮长与里长，而非官府衙门。

大体而言，洪武时代的粮长与里长的性质，约等于地方政府的“包税人”和“承保人”。

除了粮长与里长，乡村中不被允许存在任何其他权威。

而粮长与里长由乡村富户担任，“皆岁更”，也就是每年一换，又排除了他们在基层培植力量的可能性。

结果便是粮长与里长只有替官府征税征丁、替官府背害民黑锅的义务，而无其他福利，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不许官吏下乡”政策的背后存在这样一番“深谋远虑”，朱元璋为何不满足于仅仅用严刑峻法去惩办那些坚持下乡的官吏。

就治理地方而言，基层官员其实是有必要下乡的。

就收取贿赂而言，基层官吏也有下乡的欲望。

但是朱元璋不准他们下乡，还要特意开口子允许“高年有德耆民”（有好名声的老人）率精壮将下乡官吏抓起来绑送京城。

允许百姓在村里抓捕官员，不同于允许百姓冲入衙门抓捕官员，朱元璋不担忧明帝国的统治基础因此崩坏。

因为冲进官府抓人，就容易往造反上走。

朱元璋给地方制约都划了道道。

这也是得益于他少年时期被大元官吏欺压过的痛哭回忆，才定下了这个政策。

由此也就造就了大明对于乡间的掌控根